案例3.
從文殊訴訟探討日本核能問題
文殊是1970年代起計劃興建，位於名古屋的一個核電廠的反應爐名稱，成為本次案例的簡稱。這個計劃自最初討論已引起附近居民反對，至1995年正式投入使用，到成書(2005年)，一共經歷了7次訴訟、上訴及判決。負責終審的最高法院，判興建方勝訴。
// 案件始末
1985年，由文殊爐附近居民組成的「反對會議」控告由總理大臣代表的「國家」。
提告方提出行政訴訟，關於設置反應爐之決定。同時，對反應爐的開發機構提民事訴訟。
地方法院先就「提告方權利及法律上不受損害」為由，否定提告方的提告資格，駁回訴訟。提告方上訴至二審及三審法院及最高法院，均勝訴，歷時7年，直至1992年，地方法院方認同提告方合符提告資格。
至此，地方法院方開始正式審理案件。
訴訟進行中，文殊反應爐於1995年正式運作供電，及於1995年11月發生冷卻劑外洩事故，主因被斷定為「底板融化」。核電廠先是隱瞞意況，後被媒體揭露引發廣泛討論。
2000年，地方法院於行政訴訟判國家勝訴(#1)，以及，在數次閉門審訊下，提告方撤回了民事訴訟。
提告方上訴，並於2003年高等法院二審中勝訴(#2)。
2005年，國家向最高法院再上訴(#3)，最高法院推翻二審結果，裁定國家勝訴。
判詞(#1)：
地方法院判國家勝訴，由於該案為「行政訴訟」，提告方控告國家「於設計階段的疏忽」，即使後來反應爐的確發生事故，也因國家在設計階段「有按程序提交安全審查報告」，並採納設計團隊講法，認同1995年發生的事故是「機率極低的意外」，認同國家在此事上不違法。法院沒有評論該安全審查報告的內容。
判詞(#2)：
高等法院判提告方勝訴，是第一宗核電廠案件中的興建方敗訴案例。其判詞被認為是特例，甚至遭質疑，法院的判斷凌架了專業人士的供詞。
判詞大意：興建方(國家)未有制訂低風險事故發生時的補償手段指引，及，設計階段提交之安全審核，於缺乏實際操作經驗的情況下，便假定事故為「不可能發生之事」，態度粗疏。
判詞(#2)頒布後，當初審批文殊反應爐的第三方顧闆「核能安全委員會」(核安會)，發表了一篇論文，在技術層面詳細回應了判詞中的觀點。大意如下：
安全審查的程序為：於初步設計階段撰寫及提交報告，交予核安會審批，審批完成即可得到建造許可；而1995年事故主因「底板融化」，涉及的底板厚度參數，是在設計後期階段訂立，該數據未經過核安會審批(簡單而言，核安會對該事故沒有責任)；
任何的設計均無法提供絕對安全，實際設計中需考慮成本效益；
評估安全的流程：由實際於運作期間操作系統、但相對不具專門知識的工程人員，負責想像可能發生的意外，再交由專備高度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士，來制定對策，當中存在不同人士的判斷差異，也有可能無法獲得共識。藉此表示判斷與現實有偏差是無可避免；
將1995年事故的原因歸咎於「安全審查後得知的新知識」，意圖以法律的「不追溯原則」否認國家的責任。但事實並非如此，此論點引起了一些獨立身份的專業人士反駁。
國家上訴的主要理據(#3)為：
判決不符合行政訴訟原則「判定違法必須證明該違法行為是重大且明確」；
法律上，安全審查報告一旦被批准，即興建方完成了責任；
安全審查報告中的風險考慮，是基於「工程經驗」，判詞(#2)中想象了一種無法合理預測的前設，是不恰當(暗示高等法院是門外漢)
最高法院的原則是法律審，對技術方面基本不再作檢核。因此判國家勝訴是意料之內。
// 案件延伸
書中另外詳述了文殊案件影響了其他兩例核電廠訴訟。
其一是福島第二核電廠。
就此，法律界對提交及審批核電廠的過程，定出了更詳盡的法律框架。
(加強文件程序上的規管、引入更多負責單位減低出錯風險)
其二是伊方核電廠。
最高法院在判詞中加入「因科技在不停進步，即使批出許可時未發現問題，如未來以新的科研觀點發現現有設計有不完備的地方，即舊有批出的許可，可視為違法並撤回」
此判詞，與向來的「不可追溯」法律原則相矛盾。對之後的同類案件有很大影響，顯示社會原則上重視公眾安全大於一切。
但，法院的著眼點仍然是「程序正當性」、「以法律框架更好地規管核電廠的興建申請」、「審視安全審查之過程」。事件中最重要的「檢視實際操作的安全性」是法院能力以外。
// 案件影響
法律界討論：
1. 法院應否參與專業學術判斷。這明顯超出了法官的能力。一種解決辦法是由專家進行「技術裁量」(但書中沒有詳述細節)
(以個人在工程行業的所見，所謂學術層面討論絕不是1＋1＝2那麼簡單的事，加上上述的「工程經驗」考慮，可以想像研究人員與營運人員的意見差異必定非同小可，很難得出一個公平的結果/共識)
2. 「裁判程序管制模式」/「實質審理替代模式」：書中沒有詳解這兩個概念。以我理解，前者為「法院只審理程序是否正當完備」，後者則是「法院審理程序中被認定為通過的條文，是否存在瑕疵」。
這關係到司法是否淪為「程序論」(只審理文件/批文是否齊備)，以及，法院是否越權(取代專家證人身份)
3. 法院承認，法官本身不具技術水平判斷專業人士證供，即是，提告與被告方專家的證詞可有可無。司法最終成為「義務訴訟」：若行政機關之判斷，有盡其義務注意避免錯誤，則不可稱之為違法。
綜合以上，法律界學者偏向於採用「裁判程序管制模式」。
學者亦深明司法的能力所限，在此類影響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下，只有能力進行程序審議、只考慮正反方專業人士的供詞，實際最受影響的附近居民的聲音在案件中不佔一席位。
書中對此的總結是「行政訴訟已無法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」
(文殊訴訟案例 完)
文殊案例與之前案例最大分別，是被告方為「國家」。要以民間力量控告國家，先是取得提告資格便需時7年。而在司法制度中，講求的是程序正當，不是保障市民利益。
那麼保障市民利益的單位何在？「國會」？
對於「國會」，市民的參與性及權利也非常有限 — 充其量只可以投一票予看來可信的代議士。
相比起保障國家的強大力量，市民的力量不值一提。
這是所有文明社會都在面對的問題，文殊案例的啟示，不過是對以為追求公義只是簡單要求政府聆聽市民聲音，的當頭棒喝 — 社會的複雜性，並不是熱血地大叫公義就可以解決問題。
補充一點，關於安全風險評估，日本人後來發展出一個評估框架，以「危害程度」及「發生可能性」兩個因素，共同定出每個工序的安全潛在風險，並指示需要作出何種程度的保護/補救措施。
這個框架目前已經廣泛應用在有香港工業意外風險的各行各業，由前期設計到營運期間的風險評估都受到法律監管。
在香港，事實上，有真正學者參與的風險評估只佔極少數，而審評機制也只當該評估為「程序文件」的一部份。真正減低如文殊案例的安全風險的，是英國留下的「高標準設計」，不計成本地在前期設計中加入大量safety factor。在近期香港的沙中綫偷工減料醜聞中，這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專家發表說「偷工減料不一定影響安全」。這說法似乎安撫了很多無知市民。事實上要證明此觀點錯誤，需要手持大量現場資料，以及大量人力作海量計算，所以並不可能有獨立專業人士提出嚴謹的證據反駁。而行內人的著眼點則在「施工方違約」，在外行人看來不太切身，當然也沒有引起太大討論。
說到核電廠，不得不提2015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大型事故。
本書的編者藤垣裕子，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以福島事故為名，詳述日本核能源的情況，以英文寫成：
Lessons From Fukushima